并解释道：第一，互联网金融的提法不够严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要撼动美元的统治地位非常困难。在全球化电子商务大发展的背景下，第三方支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结算将进入新阶段。

排名在中国之前的八个经济体，除美、欧外，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均小于中国。四是战争加速了美元取代英镑的进程。证券投资方面，在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可以用人民币对新加坡等东盟地区投资。国际交易中，使用范围广的货币就更有吸引力、更可能被接受。从经济体量看，2013年我国名义GDP达到9.4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13.3%，排名第二。

目前，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人民币成为全球交易的载体货币，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将改变境外人民币的供需和价格，并通过跨境资本流动、离在岸资金价格互动等方式影响境内市场，放大境内市场对外部风险的敞口。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历来多元化，不仅包括低通胀、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承担金融稳定与改革发展。

伴随着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水到渠成。而早在2013年6月，中国也发生了令人瞠目的货币市场流动性危机，俗称钱荒，更由于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沟通不畅，一度导致银行间隔夜利率一度飙升至接近30%，显现出分业监管的漏洞。但笔者认为，寻找符合现有金融发展方向而又激励相容的监管框架改革仅是第一步，相关的配套改革，如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等需要协调推进，方能达到良好初衷。当然，对此笔者也发现也有一些反面的声音，笔者亦罗列如下，以其在调整过程中，充分考虑反对面的合理性，寻找相对占有的方案： 一是有效监管不等同于机构框架调整，用机构变更代替深层次的改革，浪费人力物力，达不到改革目。

第八，容易造成宏观政策的叠加效应。三是一行三会监管格局经过多年运行，各机构专业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合并会导致监管效率上的损失。

第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央行改革最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虽然上述监管可以满足三会之间的监管真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但央行与新成立的监管委员会如何协调更是未知，无法改变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机发生，成本必然较高。中国央行此前没有金融监管职责，但有金融稳定任务，如果仍然利用碎片化信息，毫无疑问将增加央行的最后救助成本。第三，金融危机后，国际经验显示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的地位增强，监管职能大大提高。

通过协调监管，掌握最全面的监管信息，利用信息优势，及时干预和应对，避免事后救助以及相当昂贵的成本。如今，针对金融协调监管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支持者与反对者皆有不同见解。当然，正如不少有益建议所提到的，三会纳入人民银行只是协调监管框架改革的一步。第七，金融创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大了对现有金融监管的挑战。

要知道，以往并非没有统筹协调监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二是一行三会合并重走老路。

一行三会分立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不可否认，这一参考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形成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整顿金融秩序，防止金融系统腐败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此前一段时间，经济下滑，货币政策更加积极，但监管部门处于对风险的考虑，存贷比等指标反而成为金融机构难过的关卡

这导致社会融资成本依然高企。全会提出从实际出发，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发展。比如在公开市场上，央行维持中性操作。2015年10月24日，适逢农历霜降节气，中国人民银行也恰在这一天宣布降准降息：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对数据乐观的解释是经济新常态企稳，并且在向利好的方向转变。中央银行能够设立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规定存款准备金率。

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样有利于市场形成一致的预期，而不是在猜测中错失时机。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经历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将在工业中的资源配置到家庭消费和服务业中。笔者认为，可能是受到当前应对经济下行的策略分歧的影响，当前央行的市场操作过于谨慎。

不重视这些问题，经济很容易滑入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中，使得结构改革的长期目标遥遥不可及。恰当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可以实现中央银行的中间目标，并有效权衡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

克强指数中反映实体经济的指标并不乐观：1-9月的工业用电量接近零增长，铁路货运量下降10.9%。再配置的资源并不一定能得到充分利用，出现产能过剩，造成发展的瓶颈。中标利率维持在2.25%，仅调降10个基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为6.9%，略低于7%的增长目标，略高于一些市场中的预期。

这似乎表明，政策决策层意识到传统的直接干预型的宏观调控方式的局限性，创新的宏观调控显然是指逐渐成熟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是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的组合。

在流动性下降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资本市场上的避险情绪浓重，融资成本上升，那么企业家的活动就受到抑制。劳动力在空间和行业上的转移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形成摩擦性失业。

而且，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表明，设定明确目标的货币政策应该快速到位，而不是逐渐调整。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费雪（Irving Fisher）称之为经济周期中的债务通缩因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点，是中央银行的这次双降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更多的争执在于政策制定者应该采用何种策略应对增长下行的压力。三、结构转型中的资金需求 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协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积极作为。而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低谷。

长期结构性因素不足以解释经济的持续低迷，而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于政府的货币政策立场。同时，统计指标的完善使得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更为精准。

央行11月3日进行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交易量与前两次操作持平，且与日内到期逆回购规模相当。并非以营利为目的的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启动长周期的基础建设项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能够可信的说服金融机构他们提供的这些公共品在未来会得到充分使用，获得持续的现金流。

他们反对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认为这些政策或者只具备有限的短期作用，或者更糟糕——不仅没有作用，而且阻碍结构改革的进程。当然，目前而言对货币政策组合的操作效果判断更多是一种艺术而非技术。

(责任编辑：云阳县)